时政申论:社会公平的“体制”能不能改改呢？
前不久，广州市财政局在网上“晒账本”，群众马上发现：公费出国、公费招待、公车费用（统称“三公”）怎么没有晒出来给大家看？有关部门回应：各单位、部门公费出国的事由不同，公费出国的开支包含各项公务开支里面了。
这几天，又有人从这本“账册”上发现：广州市9所机关幼儿园，年获财政补贴6000万元。人们质疑：机关幼儿园的招生对象大多是机关干部子女，即使有多余名额对外招“社会生源”，收费也要高出一截。财政为机关幼儿园提供补贴，等于是拿纳税人的钱去让少数人享受福利。
广州市财政局回应道：这些幼儿园属于财政核补的事业单位，财政是按有关规定核定其经费。这就是说，机关幼儿园的“特殊待遇”是制度保障的。而公众质疑的，或者说不满的，就是这个保障特权的“有关规定”——凭什么你机关干部孩子上幼儿园要我来掏钱？
那么，这个有悖于社会公平的“体制”能不能改改呢？改不改，决定权在“有关部门”，真改起来，“有关部门”成员的利益不就受损了吗？他的（包括他的子女）的特权享受不是没有了吗？希望“有关部门”自己改，等于是用刀刃去削刀把；可是“有关部门”不肯改，又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改——改革与改革主导者的利益相冲突，“改革深水区”就是指这个吧？胡锦涛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我们党没有超乎人民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肯定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广州“晒账本”晒到这里，说不定已经有人在怪罪广州市财政局了：要不是你多事，人家哪会知道这6000万元？
其他地方会不会警惕起来：看来政府信息不能公开，尤其不能公开财政支出这样的“敏感材料”！
不过，广州公开财政支出，不大可能是财政局长的主意吧？政府信息怎么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应该是一个地方的一把手说了算的吧？如果政府一把手赞成、支持政务公开，某些职能部门不情愿也白搭；如果政府一把手因为各种原因和顾虑不赞成，不支持政务公开，另一个因素就显得很重要了，即公众获得知情权的意愿有多强烈，行动能不能持久？
前几年，深圳就有几个人，坚持到各个部门去了解信息，包括政府公务支出信息，开始也是处处碰钉子，看冷脸，但是他们有韧性，能坚持，他们的行为渐渐为不少政府部门所习惯、接纳。这个坚持的过程，就是博弈的过程，如果政府部门尊重民意，官气少一点，服务意识强一点，群众“博弈”起来也要省力一点。
公众与政府部门博弈之难，难在公众的“先天”弱势，所谓“公众”，都是单个的个人，“博弈”起来要花自己的时间，耗自己的精力，难度大，会去为公众利益一“博”的只是极少数人，即使博弈成功，他们个人所获实际利益其实是很少的，只有极少数公民意识、公益意识较强者能为之；他们被另一部分“公众”讥为“傻瓜”、“多事”或“作秀”，也是很有可能的——鲁迅小说《药》实在不应从中学课本里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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