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以药养医问题上 政府应该怎样有所作为

材料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２３日宣布，调整心脑血管等１０类３５４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其中七成品种下调，平均降幅２０％，最大降幅８５％，降价金额约７０亿元。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对价格偏高、折扣空间较大的品种，按照积极稳妥的原则分步降价；对临床急需、价格低廉、疗效确切的药品不再降价，以鼓励生产、经营和使用；对市场供应紧缺或断货的品种，适当提高价格。

 

例如，硝苯地平缓释片每盒（２４片，每片１０毫克）原价为２１.６元，这次调整后的价格为１０.６元；洛伐他汀胶囊每盒（１０粒，每粒２０毫克）原价为３１.２元，调整为１６.１元。

 

这次价格调整将从１月２６日起执行。为防止降价药品从处方和药房“消失”，发展改革委规定，医疗机构销售降价药品的数量与上年同期相比明显下降的，价格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及时进行调查，发现存在违规行为的，要及时纠正，情节严重的要追究责任。

 

目前，国家定价的药品包括：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药品、少数生产经营具有垄断性和特殊性的药品、计划生育和计划免疫药品等。发展改革委在部署今年价格工作时曾表示，继续降低偏高的药品价格，适当放宽廉价药品管制，保障临床用药需要。

 

为做好这次药价调整工作，发展改革委从２００６年下半年开始组织力量，开展了生产成本和市场实际购销价格的专项调查，召开多次专家会议评审，并反复听取各方意见，最终确定了调整方案。

 

自政府恢复对部分药品价格实行管制以来至２００５年９月，国家连续１７次降低药价。２００６年６月，发展改革委降低６７种抗肿瘤药品零售价格，平均降幅２３％；同年８月调整９９种抗微生物药品零售价格，平均降幅３０％；同年１１月宣布３２种中成药肿瘤用药平均降价１４．５％。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获悉，第21次药品调价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调价药品目录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公布。相对于此前20次药品降价来说，“廉价经典老药”因逼近退市边缘将可能享受特别照顾——有望提高售价。这在药品定价制度上是很鲜见的。

 

但是，即便有这样的特惠政策，要拯救命悬一线的廉价老药恐怕也难。

 

案例： 鱼肝油酸钠的尴尬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鱼肝油酸钠注射液。这种治疗静脉曲张的药物在停产两年后，经全国政协委员和医药专家的呼吁，于去年重新面市。

 

然而“鱼肝油酸钠”恢复生产却面临重重困难。“价格其实不是根本问题，现在廉价老药的情况是有需求，但无市场。” 鱼肝油酸钠的生产企业上海华源长富药业有限公司销售副总监冯会海也很无奈，“我们生产的鱼肝油酸钠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药品，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有很大的需求。”

 

冯会海介绍，目前鱼肝油酸钠的价格是60元/10支，其替代进口药物的价格超过560元/支。“医院的利润则是药品的销售价格加乘15％。医院卖一支鱼肝油酸钠只能赚1.5元，而卖进口药一支能赚85块钱。所以，有的医院为了利益会不进廉价药品，甚至进了也不用。这就造成了廉价老药生产出来后没有市场。”

 

让冯会海痛心的是，“鱼肝油酸钠的保质期只有2年，我们生产一次的药品几年也卖不完，看着药品堆在库房里，还有谁敢生产呀”。

 

悖论：过低定价或“致死”廉价药

 

而另一个让“廉价药”从市场上消失的原因就是定价过低。在11月中旬，上海市物价局和三大制药行业协会牵头上海42个由政府定价的廉价常用药品生产企业向国家发改委提交报告，呼吁适当上调价格。

 

据了解，这42个品种的药品涉及近30个上海生产企业，药品都是目前医院中普遍使用且疗效比较突出的，很多还是治疗领域的首选药物。有企业的工作人员介绍，申请上调价格的这42种药品均作了严格的数据调查，包括原料成本，财务、销售等工厂成本、出厂价和零售价，结果显示，所有药品的成本价均大于出厂价，企业生产都是亏本生产。

 

北京市医药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戴浩森也表示，不排除发改委对廉价药的定价偏低。“发改委在药品定价前都做了调研工作，但由于中国药企太多，而且实力相差悬殊，所以药品定价时难免会有偏差，所以，很可能导致一些廉价药品定价过低，这种情况就需要政府定价部门能够及时调整药品价格。”

 

希望：药品调价将给予特惠

 

意识到了廉价药品的生存困境，现在很多企业、医药行业协会甚至政府部门都在努力挽救和保护廉价药品。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就了解到，发改委马上就要公布的第21次药品调价，其中将调整1300种药品的价格，涉及心脑血管、耳鼻喉类等用药。

 

此次调价中，除了坚持“把药品价格将下来”的原则外，国家发改委还会充分考虑到廉价老药的情况，在定价上给予一定的上涨。

 

呼吁：道义上施“援手”

 

另外，除了在定价上相对放宽外，医药行业协会工作人员还呼吁，廉价药的健康生存需要长效机制来确保和维持，而建立这种多方协作的长效机制无疑是相当不易的。不仅要有政府的政策支持，还要求无论是制药企业还是医生，不仅考虑到“利”的因素，更应该站在“义”的高度，应该为了患者的利益让廉价经典老药重返市场。

 

据了解，对于今后的药品价格管理，国家发改委将每2年对药价调整一次，药品价格将有降也有升，对那些严重供过于求的仿制药品，要实行抑制性价格政策。对于诸如青霉素之类的经典药品，就会提升价格。政府还将加强对市场调节价的管理，推行在包装上标示价格的做法，增加透明度。

 

有医药专家还指出，要想使廉价药真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期、健康地生存下去，离不开全社会共同的努力，这包括政府适当的宏观干预以及利益链上各环节间的协调，甚至还包括一些药品适度上调价格之后市民的理解。

 

材料二：

医药经济面临形势更加严峻，增长有所放缓——在昨日（22日）举行的广东省首届执业药师论坛上，SFDA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简称南方所)所长林建宁公布的《2007年我国医药经济预测》预计：明年我国医药经济面临的大环境对增长不利，整个医药工业利润被挤压，“真正的微利时代来临”。

 

2006年：医药经济增长放缓

 

林建宁在总结2006年的医药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2006年工业生产和商业销售增幅下滑，企业效益下降；进出口仍高速增长；亏损面稳定但亏损额加大；医院终端增幅创近10年新低，零售稳定增长。

 

据南方所统计，今年1-9月份，全国医药工业总产值(现价)完成3861.83亿元，同比增长15.90%，累计实现利润272.21亿元，同比增长8.14%，比上年同期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其中化学药品制剂工业实现利润76.66亿元，同比下降4.08%，中成药实现利润65.95亿元，同比增长2.00%。

 

林建宁指出，2006年国家实行专项整治医药购销贿赂，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实施新一轮的药品降价潮，再加上挂网招标改革等一系列动作，从长远看会对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短期来讲，难免会给医药企业带来阵痛。受政策影响，上市新药数量会大幅减少；已经上市的仿制药会部分退市；产品宣传，尤其是新处方药的营销难度加大；小企业生存空间被挤压。

 

2007年：“微利时代”来临？

 

据南方所预计，2007年全国医药工业总产值(现价)将达到6000亿元，同比增长15%-16%；药品销售收入达2700亿元左右，同比增长8%-9%。明年的医药市场将呈现出以下特点：外资企业市场份额快速提升；医药商业重新洗牌，出现新的业态；第一终端增长放慢，而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带动下，第二第三终端增长活跃；药价水平下降；口服中成药市场成为竞争热点。

 

“总的来说，我国医药经济面临的大环境对增长不利，形势更加严峻，2007年医药经济的增长幅度仍会减小。”林建宁指出，预计明年国家药价改革力度仍会加大，新药审批将更加严格，企业通过改剂型改规格等方式来规避降价的可能性将越来越低，加上国家加大力度实施GMP认证，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等因素，整个医药工业利润被挤压，真正的微利时代来临。

 

外资企业：市场份额提升

 

《2007年我国医药经济预测》还预计，随着跨国企业加快实施全球化战略，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其争夺的热点，而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也正持续上升。这将成为即将来临的2007年医药市场的一大特点。

 

林建宁指出，上海强生、北京费森尤斯卡比、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赛诺菲制药等企业纷纷由中外合资转变为外商独资，拜耳以10.72亿元人民币收购东盛止咳及抗感冒类西药非处方药业务及相关资产，跨国药企相继在华建立研发中心等事件都表明了，跨国药企正不断加大在华的投资力度，外资独资企业将成为主导，并加快跨国药企的专利药生产和科研本土化进程。这将促进国内医药产业的结构调整，也将促进我国医药经济进一步发展。

 

材料三：

患者对药品的需求是由医生代理的。患者很难对不同价格药品进行自由选择，也难以对药品的价格讨价还价。在以药养医和药品回扣制度下，医生不仅是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同时也是药品的推销者。目前实行的“统一差率”的加价法，进价越高回扣越高，促使医院和医生采用高价药品。这就形成“高价药驱逐低价药”的不良循环。尽管药价已经过多次下调，但是实际被使用的药品的价格水平却居高不下。一些经过几十年生产和使用的传统药品，生产厂商数量众多，竞争激烈，价格极低，而换代药品价格高昂。政府对某些药品强制降价的结果并不能推动药价降低，因为某些药品明显降价就不再被医生采用。

 

药品的差别化更加剧了识别和比较药品性能价格比的难度，也就为高价药大行其道打下基础。化学名相同的药，换一个商品名，或换一种剂型或剂量，价格就会上升许多。由于一种药品有过多的剂型和不同剂量，在药店时常买不到医生处方中标明的特定剂型剂量的药品，这就强化了医院药房的垄断地位，尽管目前药店的许多药品还低于医院，但是绝大部分药品都由医院零售。

 

现有的改革思路，只是寄希望于招标定价，忽视药品销售行业的制度创新与改革，因而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由于医院在终端市场缺乏竞争，并不存在低价进药的动机。政府定价或指导价实际上规定的是最高零售价。在实际成本与政府确定的最高零售价之间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有的高达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只要不超出政府定价的范围就是合法。况且药品的差别化使得药品之间难以比较。药品经销商仍然有机会利用巨大的利润空间给医务人员回扣，进行贿赂促销。

 

传统的多层次经销制度与医院高价售药之间是互相促进，彼此依存的。医院药品的高价是各级批发商得以存在的温床。反过来小批量多级批发导致的高成本又巩固了医院的高药价。药店在医院高价药的“保护”下，本着“反正价格比医院低就有人买”的定价哲学，照旧按小规模、多层次、高耗费的模式，漫不经心地经营。因此市场药店的药价并不明显低于医院药房，对医院药房不能构成有效竞争压力，也不能动摇医院在药品市场的垄断地位。

 

近几年来，平价药店不时出现，但总要遭遇各种挫折。同行的恶意购药、捣乱和供货商停止续货、要求上调药价的事件时有发生。医院在药品销售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强化了它们在地区药品采购市场上的买主垄断地位。有些医院和药品生产企业有约定，在医院销售的药不能在药店销售。这就进一步压制了平价药店的生存空间。试想，如果有像苏宁国美那样的大的药品零售企业，医院垄断购买地位还能持续吗？

 

要想打破落后医药体制恶性循环的局面，需要采取根本的措施。

 

鼓励发展以现代物流、网络化、信息化营销为基础的大规模批发和连锁式零售的医药商业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从多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根本改变现有的流通格局，明显降低药价。这种改革是类似于百货和家电销售业态的改革。要将药品价格降下来，非要进行药品销售业态的彻底改革。不过，这种新的药品销售企业需要政府通过扩大医保定点和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医药行业等方法，加以推进。

 

加强药品行政管理和药品的标准化建设。同一类药品的规格和剂型必须限制数量，同一种化学成分的药品不能设立多种商品名。剂型匹配问题和医生不断换选新药（新的商品名而已，换汤不换药），以挣得更高回扣的问题就会釜底抽薪般地解决。当然政府药品管理部门必须牺牲批准“新药”过程中得到的好处。在操作上可以考虑制定行业标准，严格要求制药厂在药品外包装上，而不仅是说明书上注明产品的成分、工艺、剂量与疗效，以便患者在购买之前可以鉴别和比较。

 

医药分离。从长远看，一定要实行医药分离。这不仅是整治药价虚高的要求，更是提高医疗质量和医药效率的要求。

 

材料四：

福州１１月２７日专电（谢充灵）日前在福州举行的“第六届全国医药行业协会会长、秘书长联席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只有“医药分家”，才能彻底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

 

针对目前福州连锁药店连连降价的现象，福建省医药行业协会会长陈用博会长表示，相对于整体药价而言，目前市场上药店的降价只能说是动了点“皮毛”，从整个医药行业看，它仍动摇不了“药价虚高”的根基。

 

他说，现在药品终端销售８０％都在医院，而其他零售药店只有２０％的份额，这还不全部是连锁药店的份额。不只是福建，就是全国范围也是这种情况。据了解，就福州市区而言，单体的药店，也就是非连锁药店就有２４０家，远多于连锁药店。

 

陈用博说，消费者生病了，只能去医院就医，用药只能听从医生的，而且，医院开出药方后，消费者也很难直接到零售药店购买相应的药品。

 

现国家已是１8次下调药品价格，但事实证明，这并没有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在此次联席会上，来自全国的４０多位专家认定，这些降价并没有缓解“医患矛盾”，门诊费用、住院费用还在一路飙升。专家们一致认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关键在于彻底改变“医药不分业”、“以药养医”、“以药补医”的现状，从医疗体制改革着手，对其中的财政投入和比例进行整体调整。

 

不过，这不可能一蹴而就，作为尝试，会上专家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一是同意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的《关于建议适度放宽药品委托生产范围的报告》，估计国家明年会正式启动；二是协会将就建议制定科学合理的药品定价办法组织调研，并适时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参考性意见和建议；三是筹备设立“中国医药行业协会联合会”，便于行业与政府的沟通，现正起草相关章程文件；四是医药行业，特别是民族医药产业的发展同政策面影响关系极大，协会将尽量在相关政策出台之前做好工作，争取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现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对此也已在起草，并拟组织专家论证，待文件修改定稿后，由各协会共同署名向国务院相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材料五：

 

上海信谊制药总厂总裁陆培康最近有点尴尬：在政协委员的奔走呼吁下，厂里从去年9月开始恢复生产一种名叫鱼肝油酸钠注射液的经典廉价药。不料，这一赔本的买卖并没有换来吆喝。到今年3月27日，生产出来的鱼肝油酸钠注射液还有15箱堆在仓库里。

 

提交关于恢复生产和使用廉价经典药建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教授刘豫阳感叹：“事情比我们预想的要复杂。”

 

鱼肝油酸钠注射液是治疗静脉曲张的特效药，1954年就进入了经典药品目录。信谊出产的鱼肝油酸钠注射液零售价为6．3元一支，仅为同类进口药的1／5，因此广受患者欢迎。可近年来，这种药却连遭尴尬。两年前，因为亏本和没有销路等原因，该药停产了。

 

在去年的上海两会上，刘豫阳等委员提交了关于恢复生产和使用廉价经典药的建议，受到上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各方协调下，信谊恢复了鱼肝油酸钠注射液的生产，由于该药生产过程较复杂，并有安全隐患，还投资设立了防爆车间。可是，生产出来的药品只有少量销到了乡镇卫生院。   

 

令陆培康尴尬的还不止这件事。公司独家产品糜蛋白酶针剂流水线也已经停产两个月了。

 

糜蛋白酶针剂是一种化痰化脓的常用药，年销售量在4000万支左右。一支糜蛋白酶针剂的成本目前为两元，而物价部门规定的出厂价只有0．57元。成本与售价的严重“倒挂”，让信谊不得不从今年1月起停止生产该针剂。

 

信谊的尴尬反映了经典廉价药的普遍困境。陆培康说：“定价机制的扭曲导致了传统廉价药的淡出。”根据规定，药品定价必须经国家物价部门审核批准。经典药定价参照的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报价，而这些年原料价格上涨、生产设备更新，药品成本早就超过了定价。面对这种情况，药品生产企业为了获得盈利空间，只能不断推出替代产品。除了一小部分确有创新之处，这些替代产品大多不过是改个剂型、包装，或者调整一两个无关紧要的成分，然后再以新药名义申报定价，价格自然要比传统药高出数倍，甚至数十倍。

 

采访中，许多专家建议，为了保障廉价药供应，政府有关部门是否可以采取措施，指定专门企业生产一些必备常用廉价药，并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对于这个建议，中国药学会药物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常务副主任杜文民博士认为，这个建议虽然可行，但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医生慨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有‘米’了，可‘巧妇’不愿意做，患者还是用不上廉价药。”

 

杜文民举青霉素为例。“现在各大医院都有青霉素，但患者发烧时，有哪些医生愿意用它？”医生给出的解释通常是：青霉素已使用半个多世纪，出现了耐药性。

 

 “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区。”杜文民说，抗菌药的好坏不能以新旧论，而应针对不同的菌类。青霉素是革兰氏阳性菌的“天敌”，而该菌引发的感染正是自然界最多见的，如人们经常得的呼吸道感染、皮肤感染等。青霉素的另一个优点是，不会因为剂量的增加而增加其副作用。

 

“近些年来，确实出现了青霉素耐药细菌越来越多的现象。但这并非青霉素之错，原因之一恰恰是目前药物的滥用。”杜文民说，当前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一些医生在对病原菌不做判断的情况下，一味使用广谱抗菌药、高价药，甚至不停变换抗生素品种，才最终导致耐药性日益严重。如果第一次抗感染治疗用了高级抗生素，以后再用青霉素效果就差了；如果第一次从青霉素用起，不仅对身体无害，疗效也不错，尤其对儿童。

 

专家认为，决定廉价药命运的关键环节是医院，“以药养医”的体制不适合廉价药生存———医院拿药品加成费，医生拿开单提成费，药品价格越高，医院收入越大，医生提成越多，高价药自然受青睐。在“富人的俱乐部”里，廉价药只能退缩边缘。因此，要让百姓看病更便宜，就要监督和保障医院、医生使用廉价药。

 

采访中，一位在医药行业工作了十几年的药商向记者透露，如今，一种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中的路线是：药厂—全国总代理—大地区代理—省级代理—地市级代理—医药代表—医院药事委员会—药房—医生。这个链条中，出厂价其实只有零售价的30％左右，剩下的70％中，有两成给商业包括医药代表，五成给医院和医生。没有足够的利润空间，药品无法生存。而我国现行的药品定价机制是“新药新办法，老药老办法”，新药定价高，利润空间诱人，廉价老药便宜、利润低，厂家不愿产，医生不愿开。

 

材料六：

一份“百姓缺药登记表”凸显药品“降价死”现象

 

年末岁首，杭州市天天好大药房依据店里登记的一份“百姓缺药登记表”到市场采购中发现，表上７０％的药品早已无人生产。这些全是政府明令降价，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

 

这份“百姓缺药登记表”凸显出当前我国药品“降价死”怪现象：药品降价——代理商停止进货——医院停止开方——药厂停产——“降价药”改头换面变新药重新审批后高价再上市——药品降价变成了涨价！

 

这份《百姓缺药登记表》表明，老百姓需要的都是些“老药品”，如阿莫西林、头孢曲松钠、酵母片等，其中大多为政府明令降价的药品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于是药房决定成立一个“老药柜台”，以满足百姓吃普通药的愿望。

 

可是药房到市场采购后发现，７０％的“老药”特别是降价药早已没有了货源，“老药柜台”一问世就处于难以为继的窘境。

 

据这家在杭州较有影响的平价药房介绍，开业３年来共采购药品２万多种，目前只剩下９０００多种在正常经营，其中有３０００多种药因降价而不见踪影，阿莫西林等常用抗菌素都进不到货。

 

药房总经理陈金良认为这是药品代理商在作祟：调低价格降低了代理商的利润空间，而每个药企都有许多个代理商，他们的惯用手法是“停止供货”和“药品重生”：随着降价药消失，一夜之间又生出了很多“新药”，如已经不常见的普通红霉素药品，“重生”后市场上有４７种名称，价格是普通红霉素的１０倍，“其实它们的区别就是添加剂不同，但只要换了名，仍能得到‘新药’批准，每一次降价给百姓带来的利益都被代理商们迅速消化。”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赵博文说：“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６年，政府对药品降价次数多达１９次，降价金额近４００亿元，其降价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力度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但这么大力度的降价，百姓还是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疑难病症专家委员会委员赵学铭说，不论哪种药，只要一宣布降价，不久就会在市场上消失。

 

赵博文分析说，当前我国有６０００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在生产领域已经处于一种完全的市场竞争状态；但在消费环节，８５％的药品仍然被医疗机构所掌控，医疗单位既是买方市场的支配主体，又是卖方市场的支配主体。上游的市场竞争和下游的垄断经营存在冲突，垄断经营就像个过滤器，过滤掉了充分市场竞争给百姓所带来的好处。

 

安徽医科大学药学院副院长陈飞虎教授说：“药品价格越低，越是卖不出去，这是因为老百姓对于药品的消费一直处于被动状态，由于有回扣、利润诱惑，医生自然开那些利润高的药品，价格低、利润小的药品也就很少能为百姓使用。代理商和医疗机构不进降价药、低价药，药品生产企业也就只好停止生产。”

 

他说，如用于增加免疫功能的“胸腺肽注射液”，进口的７００元一瓶，合资生产的２００元一瓶，国产的五六元钱一瓶，药效基本一样，但由于医院用国产药只有几角钱的利润，所以基本不进货，长此以往，国产的“胸腺肽注射液”就将被淘汰。

 

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郭泰鸿认为，当前实行的“医药不分”的体制，使药品销售与医疗机构和医生之间发生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利益把药企和医生拉向了“价重于效、价高于效、价先于效”的道路，促使他们向利益倾斜，不改变这个体制，百姓仍要吃高价药。

 

一些专家指出，药品“降价死”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审批不严。

 

近年来，我国每年几乎都要批准１万多种新药。陈飞虎说：“一种新药的申报资料至少要１米多高，如果１万种都是新药，资料厚度就有１０公里高，审批人员不可能在一年内看完这么多的资料，目前所谓的‘新药’并不是新研发的药，而是老药换了身新衣服。”

 

浙江和安徽的一些基层药监部门干部说，“老药”变“新药”的背后，实质是“老药”变“新价”。比如一种名为巴米尔泡腾片的药品，其实就是阿司匹林改的，但价格却从几分钱一片变到了１块钱一片，“老药”“新药”一字之差，价格却相差几十倍。

 

专家指出，单纯的行政降价不是解决药价虚高的根本办法，不解决垄断经营问题和新药审批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清除药品“降价死”现象。   

 

一位药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抗生素是我们企业的主要产品，是一种基本药物。尤其是我们生产的这种，质量、效果非常好。但降价之后，我们基本上不再走货了，库存中还有很多没有销售完的，所以估计企业这个月不再生产了。”

 

随后他向记者介绍了其中的原由：医院和医生赚的少了，怎么还会用我们的货。现在抗生素类的替代药物太多，仅仅降了几种抗生素的价格，医院完全可以找出理由进另外价格高的抗生素药物，因为医院和医生具有绝对的用药决定权。

 

干了10多年医药代表的辛女士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某种抗生素1支卖50元时，“公关费”可以达到20元左右。后来降价降到27元左右，其“公关费”约10元，也算勉强可以支撑。但现在降到20元以下，“公关费”都不到5元，根本填不饱医院各个环节的胃口。所以医院也就不会进这种药了，医生自然也不会开了，降价药不死才怪呢！

 

造成降价药和这种既便宜疗效又好的药失去市场的原因就在于目前的“医药不分”。浙江省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郭泰鸿认为，当前实行的“医药不分”、“以药养医”补偿机制，使药品销售与医疗机构和医生之间发生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这种利益把药企和医生拉向了“价重于效、价高于效、价先于效”的道路，促使他们向利益倾斜。不改变这个根源，百姓仍要吃高价药。

 

一位医药界人士告诉记者，对很多药品尤其是仿制药来说，医药企业一般只获得正常的生产利润，不管定价高或者定价低，其出厂价都不会相差很多，但药品定价却直接影响着其销售量，药价定的越高，药品一般就越好卖，药厂利润也就越大。所以在被现行的医药购销“潜规则”的逼迫之下，药企只能在国家降价后，或者重新涨价，或者生产更贵更高档的品种，才能有钱赚。伴随着降价药的消失，一夜之间又生出了很多“新药”，如已经不常见的普通红霉素药品，“重生”后市场上有47种，价钱也随之提高，甚至高达普通红霉素的10倍。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单纯行政降价只能让老百姓空欢喜。

 

行政降价不是解决药价虚高的根本办法，但是药品降价的方向必须坚持，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尽快启动医药分家，探索治本之策，从根本上真正解决矛盾。

 

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表示，要实行医药分家要有几个基础：一、“中间环节”被医院的个别人和医生拿走，严重腐蚀了医务工作者的队伍；二、如果能够将“中间环节”的钱转移到医院、患者、医药生产企业，完全可以解决患者看病难、医院“以药养医”、生产企业利润不足的问题；三、医药分家断掉“中间环节”后，现行体制下医院的药品收入不能减，除非财政愿意贴钱。

 

有关专家提出，由于我国医药不分的体制弊端，上游的市场竞争和下游的垄断经营存在冲突，政府如果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调价，而不从整体上去考虑，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今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指出，“医药分开”的实质是改革医院“以药

补医”机制，逐步取消药品加成政策，政府财政对医院给予相应经费补贴，并实行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切断药品收入与医院的经济联系。对公立医院要规范收支管理，控制盲目创收倾向。

 

申论要求：

1、用文字表述图式的内容，并且得出结论：在医药价格攀升链条中，谁是最大利益的获得者。字数200字，10分。

2、在解决以药养医问题上，政府应该怎样有所作为？用350字提出建议。20分。

3、用字概500字分析致药品“一降就死”的原因。20分。

4、就材料反映的问题，或者材料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1500字的议论文。5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