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操守败坏并不仅仅关乎道德

一份令人心惊的调查结果，近日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做出。通过对全国12575名公众进行调查，哪些职业失去操守的现象最严重?调查中公众给出的排序依次为：医生、公安干警、教师、法律工作者、公务员、新闻工作者、会计师、学者和社会工作者。这项调查以如何看待高校引进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为肇始，附带完成了一次对社会职业尊重度的摸底调查。

　　如果不从科学高度追问调查的精确和严谨，仅仅以一般的民意调查作一番公意呈现，则这样的调查结果，传递出异常丰富的信息，值得公众深入解读。检视这些所谓“失去操守最为严重的职业”，无一不是社会运行端赖之中坚，然而公众印象却堕落至此。

　　谓之操守，往往指涉道德。但职业操守是否只是一个道德问题?答案显然并不确切。没有人会穿上白大褂而尤其堕落，也不会因为不穿就道德优越。个人道德只是职业操守的来源之一，甚至不是首要来源。职业操守集体败坏，成为一种行业现象，成为或明或暗的行业运作规则。只认其是从业者的道德问题，不认其是社会公共系统的治理混乱，这是道德驱逐理性的表现。

　　恰好有另一个调查可以引证。近日，国家卫生部、司法部等机构支持举办了对3182名医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仅有7.44%认为当前医师执业环境“良好”，有44.82%想放弃医师职业，91.9%认为自己付出与报酬不相符。一方面公众调查认为医生居职业操守败坏之首，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医生认为执业环境恶劣，付出与回报不符，甚至近半医生想放弃职业。仅以道德命题来解释这种结果，显然已经不能说明问题。

　　客观上来说，如果一个行业无法独立地为本行业负责，一个从业者无法自主地开展自己的本职工作，相反，却要求它对职业声望与职业操守负上全部的责任，这显然是极不对等的权责扭曲。这样说，并非要推卸从业者当有的道德自律，而是强调这种责任来源的轻重之分。如果不首先检视造成行业性失守的体制原因，积极推动予以解决，而仅仅以道德高标鞭笞从业者，既没有做到对症下药，也是罔顾事实的道德强加，最终会因无人承受而虚置。

　　看看这些所谓失去操守最为严重的职业，其职业环境都有触目可见的体制性矛盾：医疗保障不足，医患矛盾突出，医生成为社会怨恨的替代品；公安干警有时听命于权而不能听命于法，被派去跨省追捕网民或是其它社会抗争事件的前沿；教育投入不足，资源配置失衡，教师身处其间进退失据；部分律师为有关部门掣肘，不得不钻营逢源，附庸其上；公权力制约机制乏力；媒体往往受到金钱诱惑与权力限制；大学行政化日甚，学者因权力捆绑成“御用”论证师，为学术泡沫不惜造假。

　　凡此种种，如果以为这十足是为体制加罪，为道德开脱，则无异于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道德有自身的边界，如果不准备打造圣人国，则不应事事以道德说事。硬要诉诸道德的强加，只能令道德失衡，人心失信。因此，看清职业操守败坏的体制来源，是要矢志于公共建设，肃清那些制约行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改革那些抑郁人心的陈规陋习，真正为各行各业开拓出更加广阔的制度空间。

　　职业操守普遍趋向败坏，这是看起来虚无影射却又自在人心的事情。没有人能自外于这个时代，也很难有人能在混浊的职业环境中独善其身，即便有人做到，精神上也要忍受反复的折磨，这是另一种人心撕裂。有人以为只有真正的行业自治，才是挽救职业清誉的途径，这当然是道德愤恨之外的其它出路。如果我们总是漠视那些明显的行业弊端，默认那些鲜明的体制缺陷，只是热衷于举起道德的大刀来清算诸如职业操守败坏的议题，这算不算是另一种集体自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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